Page 177 - 形势与政策 (2020年1月) 庄百鹏

第十章 大国特色外交 彰显中国智慧

前商务部长佩妮·普利兹克提出，“无论有没有特朗普，美中关系都在迅速地走向一个十
字路口”。

其次，它是美国对华政策反思的结果。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逐步调整了其对
华敌视与对抗政策，并于 1979 年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对美国而言，这些政策调整固
然有与苏联竞争的战略考量，但也受到通过政策调整来影响中国，甚至塑造中国的理想主
义意念的驱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面融入国际体系，这让美国看到了政策调整
的正面效果，提升了进一步改造中国的希望。可以说，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对华政策
的核心是“接触”，目的是将中国融入西方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并引导中国成为这一
体系的积极参与者与“负责任”建设者。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是基于两大认识之上：一是国
际体系足够强大，能够在融入中国的过程中规范中国，并影响中国的发展走向；二是美国
实力足够强大，能够有效制衡中国的国家行为。即便制度性力量不足以约束中国，美国仅
凭自身实力也可以迫使中国就范。对中国而言，这种融入也符合其国家利益，对外开放给
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中国的成功融入离不开美国的认同与支持。因
而，冷战后尽管没有了共同的安全威胁，中美之间构建的这种战略共识，依然保障了双边
关系总体稳定向前发展。这也表明中美关系的发展动力由原先的外部共同安全威胁驱动，
转变为内在的战略共识驱动。经过四十余年的政策实践，美国对于塑造中国的预期越来越
高，意愿也愈加强烈，但中国的发展进程与趋向并没有完全符合美国的预期，其战略决策
层与社会精英的失望情绪不断累积。例如，美国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并且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仍然将自身界定为发展中国家，这
与美国的认知与预期存在很大差距。萨默斯在 2019 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中美关
系的“关键是已经离开经济少年期的中国是否愿意承担经济成人的责任，还是宁愿保留经
济少年期的习惯”。如果是后者，则中美关系的前景将颇为悲观。同时，中国对于融入政
策所带来的效应预期也在不断提高，不仅要成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而且要成为
贡献者。这意味着中国将坚定维护多边主义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进经济全球
化进程深入发展，同时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推动当前国际体系朝着更加
公正合理、更具包容民主法治的方向发展。不过，中国在国际事务的主动作为不是因为国
际体系的路径依赖而举步维艰，就是因为主要西方国家的成见而备受猜疑。于是，中美对
于融入政策的边际收益都不甚满意，这使得冷战后推进双方关系发展的共识基础有所动
摇。换言之，美国冀望于通过经济接触、体系融合、身份期许（如小布什政府“负责任的
利益攸关者”、奥巴马政府“负责任的领导角色”）等方式塑造中国发展进程，促进中国发
生美国所期待的政治经济变革，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中国期望在国际事务中获得更多的
发展空间与话语权的意愿也面临着重大障碍。如此便导致了赵穗生教授所提出的“错位性
共识”的崩塌，也即中国欲在与美国的合作中实现现代化与美国愿意帮助中国现代化使其
走向西方化的两种共存意愿的崩塌。因而，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及其政策变化是特朗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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